作者简介：孙宗岭，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在站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文章来源：《创新》2026年第3期
摘 要：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重塑了传统身体观念，引发了人们对生命奥秘的深入思考，给家庭伦理基础和社会结构造成了潜在冲击。在人类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中，人造子宫技术可能催生新的异化形式。它可能引发生育过程的商品化，使亲子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它可能重塑生育活动，固化不合理的性别分工； 它可能成为实施“精准调控”的生命政治驾驭的工具，违背生命自然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展与应用人造子宫技术，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保障技术的普惠性与发展的人民性。要构建包含伦理、法律与社会政策的治理框架，为技术发展设定必要的路径和界限。
关键词：人造子宫技术；生命工厂；生命政治；技术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人造子宫技术（artificial womb technology，下文称AWT）是生殖医学技术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如同扔出一颗集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宗教与法律等诸多问题于一身的重磅型炸弹，引起了医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论争”。对生殖医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肇始于国外学界，有学者认为生殖医学领域的技术突破存在将人的自然禀赋以“工具化”的态度支配的风险，“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生长与制造之间的界限，破坏了人类道德上的自我理解”。国内学界对生殖医学也有诸多理论探讨，其中对AWT的反思在近年涌现，基本围绕AWT的应用前景、伦理风险、治理路径等议题展开，有学者认为AWT在胚胎发育、女性健康、家庭关系、人口发展等领域的应用上前景与风险兼具，需要从文化、教育、政策与法规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本文对于AWT的审视和思考主要聚焦于其技术效果的导向根据现有研究，AWT作为一种医学技术，其技术效果分为前景与风险两个维度，而本文认为，AWT只是医学技术，其技术效果的导向，需要由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决定。面对AWT可能引发的风险，有无体系化的方法论可以指导建构系统的治理路径，以超越现有研究的“微观性”与“零散性”？本文力图推进关于AWT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就现有研究中关于AWT的前景与风险的观点开展探讨，而是希望揭示其作为前沿技术的前景与风险的内在张力及其生成根源。本文的旨归在于思考如何引导AWT真正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探寻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技术发展路径，构建AWT发展新模式，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贡献科技力量。
一、AWT对人类生育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击
AWT的出现，不仅仅是一项生殖辅助技术的局部变革，其对人类原有的孕育模式的冲击和引发的“哲学震动”直接触及“我们怎样来到这个世界”这一本原性问题，由此解构了人类自然身体、社会伦理。
（一）AWT对传统身体观的重构
在传统哲学与文化叙事当中，建立在女性身体的自然孕育基础上的生育模式具有深刻的具身性。女性的孕育过程并非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与主体相分离的生物性过程，而是主体全身心投入并亲身经历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创造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胎儿通过激素、感觉、情感构建起独一无二的“共生性主体间性”。“现代生育控制技术削弱了生育的自然属性”，突破了的传统生育模式，AWT把笼罩在生育上的自然神秘性与情感私密性祛除，生育活动不再是充满不确定性与奇迹色彩的事件。人造子宫的孕育过程是参数可视、过程可控、结果可预测的“技术化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依赖于母亲自身与人造子宫中胚胎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可视化、可触摸的，是“从远距离转换至近距离，并由视觉过渡到触觉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胚胎是脱离母体的生命体。这种具身性的转变引发了对传统身体观的重构。
AWT使“母体”概念的稳定性产生了影响。在AWT介入的生育场景中，“母体”的概念呈现碎片化：遗传物质提供者（基因上的母亲）、妊娠承担者及提供发育环境的AWT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分散且功能化的“生育集合体”。AWT系统成为了“外部子宫”、机械性的人造器官，它是机器，同时也是生命维持环境。这动摇了“母体”原本的具身性基础：当孕育的胚胎与人类身体不再有不可分割的物理连接时，“母体”究竟处于何处呢？AWT对我们关于“身体边界”的理解进行了重塑。在传统身体观中，皮肤是自我与外界最为清晰的边界。然而，在AWT介入的生育场景中，胚胎发育的环境是机械的，外在于人类身体，这就意味着个体是在人造的技术环境中度过“生命开端”的，这对基于身体完整性和内在性的自我认同观念构成了挑战。我们不得不思索，这种在人造的技术环境中出生的个体，其由身体存在构建的安全感与身份认同是否会与自然出生的个体存在差异？这种孕育过程由“具身”到“体外”的转变蕴含认识论断裂。孕育过程中基于身体感受的“具身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被AWT生成的“体外数据”取代：母亲与胚胎建立联系的方式，从内在的感受、胎动转变为对屏幕上的生理参数、超声图像的解读与凝视。这种联系的中介化与数据化虽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客观”信息，但同时可能会消解那种基于共同身体体验的情感建构。
（二）AWT对家庭伦理基底与社会结构的潜在震荡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其过往的形态及伦理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血缘、生育与抚养构建而成。AWT对孕育过程的解构致使人类代际的基因联系、生理孕育、社会抚养被技术性地分离并重组成为可能。
AWT可能造成胎儿和母体健康、生命伦理、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风险与伦理困境。具体来说，AWT具有重塑代际情感连接方式与伦理责任的可能性。在自然生育过程中，孕期是父母与胎儿建立深厚情感联结的关键时期，这种借助胎动、身体变化建立起来的联系，是亲子感情的基础。在AWT模式下，这种联结的中介产生了变化，父母或许需要依靠观看培养箱中的影像、触摸模拟装置及解读数据来与胚胎建立联系。这种“技术中介式”的联结，其强度、特质及稳定性都是未知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这种联结可能会使代际情感纽带的性质发生改变，甚至会影响后续抚养过程中的责任认知与情感投入。父母对子女的情感联系，是否会因为缺少了“十月怀胎”的独特付出而减弱，还是会因为付出了高昂的技术成本而增强？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社会心理学课题。AWT是一项生殖医学技术，但其技术效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结及家庭关系，乃至对生命本身展开概念重构。这场重构不一定是消极的，新的生育形式可能为我们开启一扇通往更加多元、平等和自由的家庭组织形式的大门。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技术进步最终服务于人的福祉与社会团结，而不是导致伦理失序与社会结构的断裂，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重新思考并建构更为合理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契机。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下AWT技术效果导向的理论审视
当AWT从实验室的真空环境进入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时，必然会和现存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产生深刻的互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框架中，AWT可能催生新的异化形式，致使人类的生命孕育异化为物的再生产过程。
（一）“拜物教”批判视野下的生育过程商品化
AWT使人的生命孕育实现由生物母体到机器“母体”的转化，这为人的生命孕育过程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拜物教”性质，商品掩盖了物背后所凝聚的社会关系。AWT会让人的生命孕育过程的商品化达到一个惊人的新程度：人的生命孕育过程成为批量化、定制化的商品生产过程，胚胎变成特殊的、可交易的商品，亲子关系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被基因提供者和胚胎之间的物化关系所掩盖。
AWT的应用使“生命制造”的流水线方式成为可能。“生命制造”的流程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标准，这个过程完全掏空了生育的情感内核与文化意涵，把它还原成一种纯粹的、可计算的经济过程。AWT使具身的、情感性的生命孕育活动被分解并外部化，父母的角色从生命的共同创造者转变为遗传物质的提供者、产品的订购者和消费者。一方面，遗传物质被商品化，其提供者的身体组织成为生物资源，是“生命制造”的原材料；另一方面，AWT产品的订购者和消费者通过监控屏幕数据、调节设备参数来参与生命孕育的具体过程，他们与胚胎之间隔着技术屏障，其生命孕育活动的情感性与创造性被彻底剥离，亲子关系的基础面临着从血缘情感纽带向消费契约关系滑落的风险，处于异化关系之中。
（二）性别分工视角下的生育困境
AWT在理论层面可以实现把女性从生理性生育重担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但这种“解放”前景充满了深刻的现实矛盾，新技术的应用对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一定是乐观的，其结局很可能不是改变现有社会性别分工，而是使之在新技术条件下固化。
AWT对具身性的扬弃为女性摆脱传统生育困境、更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分工奠定了基础，蕴含着巨大的进步潜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框架下，这种“解放”或许存在不平等性。AWT在其发展的初期必定是价格高昂的，其后果便是，唯有富裕阶层的女性有条件减轻妊娠负担。随着AWT的逐步成熟，自然生育将会被认为是一个风险更高的选择，选择自然生育的女性可能会面临来自家庭乃至社会的误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AWT可能重塑生育活动。传统的自然母体孕育属于私领域的生育活动，而AWT将生育活动高度技术化并使其外部化，使生育活动从私领域进入介于公私之间的、可由资本与技术主导的“第三空间”。AWT导致的生育活动的外部化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致使生育、抚养等社会再生产活动由市场和资本来组织，儿童抚养、情感关怀等与生育相关的活动都可能被市场化。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摆脱了自然孕育的生物层面束缚，仍可能在市场化条件下由于社会规范和结构性不平等而仍需提供照护服务，面临新型母职压力。
（三）生命政治视域下的生命精准调控
AWT可能突破传统生殖的生物性限制，“实现生殖的体外化、可控化、科技化”，具备成为“生命政治”装置的条件。“生命政治”概念由法国哲学家提出，指向一种以管理生命作为核心目标的权力形态。AWT为这种权力形态提供技术工具，使其不受传统的生育模式的限制，通过可控制的体外生殖模式，达成对生命的精准调控。
资本与技术合谋加强生命政治驾驭，把AWT塑造成为服务于“生物资本”积累的强有力引擎。AWT与基因技术相结合，让“定制化劳动力”有了实现的可能性。AWT系统可成为理想的基因筛选与优化平台，比如基于资本偏好培育更具有基因优势的胚胎。这种基于资本需求的、由市场驱动的“优生学”，披着“健康”和“效率”的外衣，对那些被看作“不经济”或“非生产性”的生命特质与存在方式的摒弃，与基因的自然选择规律相悖。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这种“生物资本”的攫取不仅会对人类基因的多样性造成威胁，还可能造成社会权力的不平等。
三、新社会形态下的技术发展与善治导向
“社会的医学化”概念揭示了现代医学如何成为规训非常规行为与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引领下，主动避开资本主义技术路线的陷阱，探寻截然不同的医学技术发展道路。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明确AWT发展的根本遵循
技术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技术的研发、应用及技术成果的利益分配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明确AWT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保障其发展的普惠性与可及性。国家要从战略层面出发，把AWT定位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准公共产品”。在研发阶段，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攻关，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应用阶段，可依靠公共财政补贴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或建立专项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公众的使用门槛。其首要应用目的为着重解决当前生殖医学领域的棘手问题，即为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生育或面临极高妊娠风险的女性及其家庭提供生育希望。
AWT发展的决策过程要接受民众的监督与质询。需要构建广泛且多层的公众参与和协商机制，统一标准开展伦理审查并提高伦理审查质量，同时，“明晰人造子宫技术的研究边界和应用范围”。伦理审查工作的开展首先应组建由伦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妇女代表、残疾人代表、普通公民等共同构成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需要对AWT的研究与应用展开严格的伦理评估，借助互联网平台及线下听证会等形式，针对AWT的应用边界、伦理规范等重大议题组织公开讨论，让技术发展充分体现民众的意愿。
AWT的发展要深度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面临着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新课题。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且紧迫的问题。AWT在为人类提供生育支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能帮助生育困难的家庭解决生育难题，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着关键作用。我们所追求的是，依靠价值嵌入和制度设计，让AWT切实帮助人们在生育上拥有更充足的自主权与选择权，这正是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呈现。
（二）构建AWT前瞻治理框架：伦理、法律与社会政策的协同规制
AWT具有复杂性、颠覆性与深远社会影响，我们应构建包含伦理规范、法律规制、社会政策创新的治理框架，为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伦理层面，要确立以“生命尊严”与“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原则，并且据此构建具体的伦理指南。要树立“生命非商品化”原则，禁止把AWT技术用于任何形式的产业化运营，杜绝将人类生命及其孕育过程视作市场交易的客体。要确立“禁止基于基因的社会歧视”原则，与AWT相关联的基因信息要得到最严格的保护。在技术研发的初期阶段，应当贯彻“负责任创新”及“预防性原则”，对于可能出现的重大不可逆转的风险，即便在科学上尚未完全证实，也应当采取预防措施。
在法律领域，应当首先明确在AWT情形下亲子关系的认定规则。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确立“约定优先”的原则，即借助严格的法律程序，约定AWT所产出的胎儿在法律上的父母是哪些人，并且明确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要给AWT的实际应用设定相当高的准入门槛与严格的操作规范，制定专门的《人造子宫技术应用管理条例》，清晰规定AWT应用的适应证范围、机构的资质要求、操作人员的资格认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标准，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则。
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开展系统性的政策创新，以此来缓解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其一，需投入资金建设家庭教育支持体系。AWT介入的生育模式中，亲子的生理关联发生转变，如何构建健康的亲子关系成为首要问题。社会应投入更多的资源建立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帮助父母与在技术环境中诞生的孩子构建稳定且健康的亲子依恋关系。这涉及提供科学的育儿指导、心理咨询及家庭服务。其二，要对儿童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随着AWT的发展，新的家庭形态可能产生，应保证所有儿童，不论其出生方式如何，都能平等地享有生存、发展、受保护的权利。其三，应促进公众对话机制常态化。政府、学界及媒体应协同合作，持续为公众提供有关AWT的客观且全面的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引导社会展开理性包容的对话，探讨AWT服务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路径。社会政策的软性干预可有效提高社会对技术冲击的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将技术变革产生的阵痛降到最低，引导AWT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释放AWT潜能：技术赋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发展AWT的最终目的是借助技术革命充分地释放AWT内在蕴含的潜能，以更好地赋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积极利用AWT，提供更高水平的生育支持，为实现生育正义开拓空间。生育正义意味着人拥有在安全、自主且有尊严的状况下生育的权利。AWT在这些方面可起到重要作用：它能从根本上为那些因生理原因无法生育的人们解决生育难题；它能让女性摆脱怀孕和分娩带来的身体健康风险，如妊娠高血压、糖尿病、产后出血等；它能打消人们因生育而中断职业发展的顾虑，为其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更平等条件。这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着关键推动作用。同时，需要划定清晰界限，保证AWT始终作为可供选择的、有赋能作用的工具，始终把技术自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对AWT可能引发的新的社会压力保持警惕，借助有效的治理举措让技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释放AWT潜能的目的在于，让AWT这类强大技术可切实为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人”赋予能量，从而使他们能够以更自由、更饱满的状态，投身到创造美好生活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四、结束语
本文对AWT展开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审思，剖析出其蕴含的深层辩证特性：它一方面可以为人们的生育提供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可能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催生“异化”。AWT是否真正地服务于人类整体的利益，其发展路向是否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权力结构决定的。技术与道德分离现象也可能是道德与技术的分离。我们并非单纯地接纳或排斥AWT，而是要在发挥AWT赋能作用的同时通过有效的技术治理实现道德与技术的协同，实现技术进步与人性价值的和谐。我们需在两个层面持续发力：理论层面，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拓展与深化“科技与社会”（STS）与医学哲学的交叉研究，为剖析此类新兴医学技术提供更具解释力和前瞻性的框架；实践层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此类技术治理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程中。
